秦晖：中国思想史_26「公理强权 」
“自【汉承秦制】以来，中国政治似乎总是无法摆脱【外儒内法/剂之以道】的游戏规则。在《中国思想史》中，秦晖老师带我们了解【秦制】是什么？为何法家能够打败其他思想，对中国政治影响至深乃至今天仍无法摆脱它的阴影。而人的观念和人之间的关系，又如何深受这套规则影响和塑造。”
「公理强权」
巴黎和会并没有解决远东的问题，因为当时除了中国不满意没有签字以外，还有另一个国家虽然签了字，但是国会拒绝批准，这个国家就是美国。
美国在巴黎和会上的立场其实是比较接近于中国的。
这个“接近中国”当然有两个原因，第一是美日在国家利益中当然是有竞争的，因为他们都是太平洋国家，他们在亚太地区还是有利益冲突的。在义和团运动时期，美国就提出了所谓的“门户开放原则”，叫作“海约翰主义”，大意就是在远东应该保持列强的均势，不能允许有一个列强太过强大，这里指的其实就是日本。那么美国对日本在中国取得支配地位，当然从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讲，他们是反对的。
第二，美国从意识形态或者价值观念，或者美国人的理想主义出发，他认为巴黎和会也是不公平的。
因为威尔逊在世界外交思想史上普遍被认为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代表。
所谓的“威尔逊主义”主要就是三个原则：一个就是所谓的公理胜过强权，一个就是所谓的支持民族自决，另外一个就是建立一套公正的国际秩序以消除战争，后来的国联、联合国都是在这个思想的支配下出现的。
2. 美国外交的四大传统
现在有些研究美国外交思想的人，说美国外交有四个传统：一个传统就是所谓的“威尔逊主义”，实际上就是美国式的理想主义，追求他们所认为的公理，这个公理就是反正不能够凭拳头说话，强权之上应该有一个公理的。这个传统叫作“威尔逊主义”。
还有一个传统是美国的外交要追求经济利益，比如说中东有石油，我就特别重视它，诸如此类。美国外交要为美国带来尽可能多的经济利益，这个思路叫作“汉密尔顿主义”。
美国建国初期就曾经出现过汉密尔顿和杰弗逊的争论，汉密尔顿被认为是代表工商阶层的，他比较注意世界市场，比如说美中关系中的国际贸易问题，什么赤字太多了，人民币升值了，像这一类的问题，美国跟中国讨价还价，体现的就是所谓的“汉密尔顿主义”。
还有一个原则叫作“杰弗逊主义”，杰弗逊非常强调美国人的民主自由权利，也就是说我们的外交政策要确保我们美国人的民主自由不受外界的打扰，因此我们最好不要管别人的事儿，别人也不要管我们的事儿。
杰弗逊是很不喜欢美国去参与外部的那些事务的，包括参与欧洲事务。他认为，你要参与的外国事务，都是那些统治者好大喜功，让我们老百姓做炮灰。杰弗逊声称代表草根的，我们草根就是要过好日子，要维护我们自己的权利，我们要维护一个自由、民主、富裕的美国，其它那些事儿与我们没什么关系。
这就是美国外交中的一个传统，叫作“孤立主义传统”，就是不愿意参与那些事儿。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孤立主义是阻碍美国帮助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中日之间的事儿，美国没有什么理由去参与。
还有一个传统叫作“杰克逊主义”，杰克逊和杰弗逊正好相反，虽然这两个人都是非常强调草根的。杰弗逊打草根牌是主张孤立主义的，而杰克逊打草根牌是主张要扩张美国在世界的影响，而且这个影响主要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因为杰克逊本来就是个将军。
杰克逊在所谓的草根倾向上和杰弗逊有点类似，但是在外交思想上和杰弗逊是相反的，是主张所谓的美国要 —— 用我们听得懂的话讲 —— 就是要弘扬国威，美国要干预世界上的其它的那些事儿。
3. 美国在一战期间主张公理
这四个传统照我看其实就是两个传统，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的对外行为，第一是要考虑国家利益，对其它国家来讲，就是你这个国家的私利。第二就是要考虑所谓的公义，你要讲道理，你要顾及你的道德形象，你要成为一个有道德感召力的大国。
其实所有对历史、对世界有影响的大国，几乎都要考虑这两个东西，不管是美国、苏联乃至现在的中国。
第一，要考虑现实的国家利益，区别只在于不同的体制对于定义国家利益有不同的机制，比如民主国家理解的国家利益通常就近似于国民的利益，因为民主国家的外交是通过民主程序做出的，那么外交显然不会为外国人考虑，但是要为本国人民考虑。
可是如果是一个专制国家，那么他讲的国家利益很可能主要就是朝廷的利益，或者是皇上的利益，就不见得和国民的利益有多大的关系。但是对于外国而言，这个区别并不重要，不管是美国人民的利益也好，美国统治者的利益也好，反正不等于中国人民的利益，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这些国家还要考虑公义。
但是公义到底是什么，就是公平、理想到底是什么，这和不同的意识形态有关。假如你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你认为在世界普及基督教是符合公义的，如果你是一个斯大林式的国家，你就愿意在世界上普及无产阶级专政，这当然也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考虑，在他们看来都是正义的，都是一种所谓的理想。那么一个国家搞外交，完全不考虑理想、不考虑道义形象，完全唯利是图，是不太可能有世界影响的。
现在大家都公认，美国在参加一战的时期，外交是以威尔逊主义为主导的，美国的外交理想主义认为那还是要讲公理的，因此《凡尔赛和约》的确是不合他们认为的公理。
4. 华盛顿会议为中国收回山东
在巴黎和会上，本来美国是倾向于向日本施压的，但是因为其它的盟国，主要是英国、法国这些国家比较迁就日本，所以这个事情就没有做成。
但是虽然没有做成，美国国内始终有很强的批评，于是巴黎和会《凡尔赛和约》的远东部分，美国代表虽然签了字，但是美国国会拒绝批准。
美国国会不批准，就不能生效，中国又不签字，这就使得实际上巴黎和会没有解决一战以后远东秩序的问题。
而且随后发生的中国“小五四”体现了中国人的愤怒，再加上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英国和日本在一战以前就已经是盟国，叫作“英日同盟”，这个是使日本在一战的时候能够加入协约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这个“英日同盟”在一战以后就解体了，英日的矛盾就开始尖锐，英国更愿意附和美国。
这些因素都使得纠正巴黎和会的不公有了可能。
于是，在巴黎和会以后两年，1921年11月到1922年2月，在美国倡议下就召开了一个解决远东及太平洋地区问题的华盛顿九国会议，简称叫作“华盛顿会议”。
这个会议上，中国政府（是指北京政府，贬义的说法叫作北洋军阀政府）据理力争，因为巴黎和会他们已经受到国内很大的压力了，如果华盛顿会议再拿不到什么，说实在的这些人大概是没有什么脸回去的。
因此中国在会议上据理力争，而西方列强，主要是美国，又在尽量给日本施加压力，当然他们是在尽量维护自己在华权益的前提下，也对日本形成了很大的压力。
那么最终就使得《凡尔赛和约》惹怒中国的那些主要错误，就是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中就被否定了，要求纠正这个事儿。
而且，不但要纠正这个事儿，在华盛顿会议期间，中国还提出了要纠正中国参战以前日本对中国的那些无理的要求，主要就是“二十一条”和所谓的“民四条约”。
大家知道这两件事情也是使中国人咬牙切齿的，日本的确是对中国欺人太甚，这个和巴黎和会倒没有什么关系，这在战前就已经出现了。
但是在华盛顿会议上，有些压力并不是在会议上的，因为当时中国政府始终提出，说要在会议上谈这些问题，实际上，中国政府当时也是知道西方列强在这个问题上是同情自己的，因此就想在这个会议上形成一种对日本的等于是一种集体审判了，但是美国、英国这些国家，虽然他们是同情中国的，但是他们也不想跟日本彻底闹翻，所以他们后来就提出主张，就是在华盛顿会议的公开会议上，我们不谈这个问题，什么二十一条，这是你们中日之间的问题，
你们在华盛顿会议期间，你们和日本直接谈，但是我们可以在会外给日本施加压力，他们的确也施加了压力。
于是在这个会议期间，中国和日本就这些问题都达成了协议，这个协议明显是有利于中国的，就是“二十一条”与“民四条约”基本上被推翻。
用日本人的说法叫作“将日本对华之进展给予强制之清算”，日本对这个事情是非常不满的。
尽管美国当时也有私心，当然也有对日绥靖的一面，中国其实也做了若干的妥协，比方说把青岛交还给中国，中国许诺青岛仍然是一个对外开放的港口，青岛作为一个开放口岸，对中国本身是有利的，这谈不上是对日本的让步，当然我们还向日本支付了一些钱。
总而言之，总体上中国仍然是赢家，不仅成功地收回了山东的权益，“二十一条”和“民四条约”事实上被废除，而且开启了对战胜国列强改约维权的道路。
大家知道，晚清中国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到了民国，中国人就想改变这一点，废除不平等条约最早的就是中国参战，中国一参战，德国和奥地利成了敌人，那中国当时就宣布中国和德奥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就作废了。
但是其它的呢？
其它的国家是战胜国，那么战胜国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的时候，中国也提出，说这些条约以前是我们受了欺负的，现在我们要重新定新的条约。
这个问题在华盛顿会议上其实也被当作一个努力的方向，当然这些事情最后会上没有敲定，但是今后我们可以继续谈这个事儿。
于是在华盛顿会议以后的这几年，从华盛顿会议到九一八事件之间，大概9年左右，中国在这些方面还是取得了很多进展，包括像关税自主，撤退外邮，收回租界地，限制乃至分步骤取消治外法权这些问题上，都取得了一些进展。
（本集完）